一堂“新基建”公开课


一堂“新基建”公开课
“新基建”共识的形成,来源于抗击疫情的全民实践,无论是网上购物、线上办公、云上学习,还是码上管理、AI诊断、数字防疫,阿里等数字平台企业向全社会开放的数字化能力,成为了这场疫情下生活、抗疫、复工须臾不可离的新基础设施。抗疫成为中国全民参与的一堂“新基建”公开课。
基础设施这一概念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法国,最初指修路之前铺设的路基。1887年这一单词被引入英语,剑桥辞典的释义为:一个国家或组织赖以高效运作的基础系统和服务。

疫情之下,人流和交通阻断,令传统基础设施难以提供社会高效运作的基础性服务,这倒逼全社会共同找到能够提供这种基础系统和服务的新方案。

对中国超过8.5亿移动消费者来说,他们需要能通过电商平台源源不断获得日用品、外卖配送;对中国3亿慢性病患者来说,他们需要及时问诊并线上开药;对中国2.76亿在校学生来说,他们需要稳定的在线平台来复课。

对占中国企业数超九成、提供超八成就业、创造超六成GDP的中小企业来说,他们需要及时的资金支持、有效的线上销售支持、便捷的复工支持、精准的供应链匹配。

对同时要打赢抗疫和复工两场战役的广大基层政府来说,他们需要借助大数据和二维码等新科技手段,来进行疫情动态跟踪和人员流动管理。


结果有目共睹,在最短时间内,居民、企业、政府迅速实现了数字化的“火线转型”,全社会获得了渡过疫情难关的关键性新能力,而这完全有赖于有别于“铁公基”的全新基础设施。
 
每一分看得到的能力背后,都有十分看不到的技术来支撑。比如大家都看到,阿里巴巴作为数字经济的先行者,在此次疫情期间,输出了覆盖上述生活、生产、治理三大维度的绝大多数数字化能力;而在这些能力背后,则是阿里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弹性扩容、图计算、图像识别、语义识别等数字技术上的经年积淀。
 
马云说:“能够迎接挑战的人,能够战胜困难的企业,才能够有未来。”在2003年非典疫情中化危为机的阿里,在新冠疫情中发挥了托底和赋能社会的基础性作用,这也是其17年来所夯实的数字基础设施价值的直观展现。
 

数字基建就是新基建
如上所述,“新基建”之“新”,首先在于有别于传统“铁公基”的全新基础设施,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等,其主线就是数字化。诚如阿里董事会主席张勇所说:“数字基建就是新基建。”

同时,“新基建”之所以区别于“老基建”,不仅在于概念范畴上的“新”,还在于观念上的“新”;前者是新基建硬件上的“新”,而后者则是新基建软件上的“新”。在抗疫过程中,这种软件之新和硬件之新同样重要。
 
首先,“老基建”在观念上是被动态,而“新基建”则是主动态,是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的主动呼应。“老基建”之所以多年来引发种种争议,大部分是因为被动态的原因。
 
很多人认为,只要造好“铁公基”,经济活动就自然而然随之发展;基建是因,经济发展是果。这种观念大行其道,多年来引发经济学界的激烈争论。
而在此次对抗疫情中大放异彩的数字基础设施,则完全是顺应需求而产生;需求是因,新基础设施是果;新基础设施主动服务于社会需求,并随之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
 
譬如,阿里云的数字基础设施最初便诞生于淘宝的交易需求,在本次抗疫过程中,又为企业学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提供了亟需的关键算力。又譬如,全国3亿慢性病人疫情期间存在吃药需求,这也令天猫线上问诊和送药上门的基础性服务应运而生。
需求已经出现,问题是如何为需求配置必要的基础设施。在此次抗疫过程中,每一项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创新,无不是主动服务需求。主动性,是“新基建”的基因,正是这种主动性,令“新基建”不会面临“老基建”的过度投资和浪费等争议。
 
其次,“老基建”在观念上是静态的,而“新基建”则是动态的;公路、铁路建完之后,遇到需求变化时,既无法按需扩容、也无法按按需缩减;而“新基建”则具备灵活调动的能力。
 
在一个日益活跃的经济体内,经济要素的流动并不总按规划进行,这就可能导致静态基础设施和动态经济产出的不匹配。譬如1978年东北三省占全国经济的比重近13.98%,而到了2018年则降至6.38%;单论传统基础设施,今天的东三省依然不输于长三角,但产出已不可同日而语。
而“新基建”之新在于及时的调配能力,数字基础设施是“活”的基础设施。2月3日以来,仅在钉钉平台上便有超过1000万家企业组织的2亿员工线上开工,约5000万学生线上上课。这种流量冲击类似于春运对传统“铁公基”的冲击。
 
和传统基础设施无法按需扩容不同的是,数字基础设施存在巨大的瞬时调配能力。为“双11”保驾护航多年的阿里云,通过连续扩容10万台云服务器,来为在钉钉上办公学习的人提供基础支持。
 
新基础设施的这种高效动态调配能力,在本次疫情中比比皆是,AI诊断技术在数天内开发完毕,数字防疫系统在几天内就覆盖全国数十个省市,淘宝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帮助消化10万吨滞销农产品……
 
再次,“老基建”在观念上是自上而下的规划逻辑,而“新基建”则是自下而上的竞争逻辑;疫情期间的“新基建”大讨论已经重新点燃了各地的竞争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来源于何?一种经济学家较为认可的观点是“县域经济竞争”,即不同地区的互相竞争激发了经济增长活力。而在抗击此次疫情过程中,在数字基础设施赋能下,各地政府也展开了一场治理竞赛。

   例如,杭州首创健康码来进行流动人员管理,这一做法目前已覆盖全国所有城市;江西利用赣服     通平台加速抗疫和复工,数字化抗疫的“江西样本”引来其他省份纷纷跟进;根据钉钉2月初发布的     数字化抗疫排名,增量前五名的城市或许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绥化、三门峡、焦作、淮北、平顶     山。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这次抗疫中已经实现“数字化觉醒”,他们明白“新基建”不仅是抗疫的“战时”所需,更加是后疫情时代增强地方经济发展和治理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数字化新基建的巨大价值,在这次疫情中深入人心。阿里董事会主席张勇说,在2020年疫情过去以后,一定会进入新一轮基建投资,但是一定会从传统固定资产的基建投资走向新一代数字基础建设投资。
这一轮“新基建”将改变的不仅是基建硬件,还将改变人们对待和利用基础设施的态度、观念、方式。
 

全球数字化转型竞赛已开启

 
谈“新基建”之新,还须放到“时代之新”和“全球竞争之新”的更大背景中来理解。
 
苟日新日日新。在时代的长河里,基础设施概念一直在更新,今天的数字基础设施,就好比20世纪的互联网,和19世纪的铁路。事实上,我们今天谈论“新基建”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在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三大浪潮之下,基础设施如今正走到了第三次迭代的历史关口。

工业化时代,“铁公基”是最典型的基础设施,但工业化时代的基础设施也一直因新技术和新需求在不断“量变”: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油管、机场、港口、电网、供水、排污系统……

在信息化时代,基础设施概念实现迭代“质变”。其标志性事件是1991年底美国国会通过“戈尔法案”,打造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一举夯实1990年代美国经济黄金发展期的基础。
 
这一次迭代,让美国人率先意识到,基础设施不光是两洋铁路和州际公路网,还包括看不到、摸不着的“信息高速公路”,其所承载的数据传送和交换的意义不输于实体公路。

迈入数字化时代,基础设施的概念又为之一变。数字技术正在对传统经济活动进行“全要素”和“全流程”的改造,从而大幅提升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潜力。张勇曾形象地说,时代正从IT(信息技术)走向DT(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是石油,算力是引擎”。

“时代之新”意味着“新基建”并非仅仅是抗疫的一时之需,而是整个中国经济在数字化浪潮中必须经历的历史性转型。
 
数字化转型并非局限于个别国家、个别行业,已在全球形成蔚然之势。经合组织的数字化报告曾总结说,无论是叫“第二机器时代”“第三次浪潮”“工业4.0”还是“社会5.0”,所有这些新概念都意味着“重大改变正在发生”。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处于“数字化新时代的边缘”。
 
这意味着,“新基建”之新还意味着“全球竞争之新”;竞争不仅是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内部竞争,也包括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外部竞争,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

     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显示,全球75%的区块链技术由美中掌握,50%的全球物联网开支发生在         美中,超过75%的云计算市场在美中,全球70家最大数字平台90%的市值由美中两国分享……
 
虽然美国仍拥有诸多技术优势,但阿里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认为,中国也有独特的优势。他表示,如今是一个技术综合集成的时代,中国的优势不仅在于市场规模,更在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能最快把不成熟技术变为成熟技术的市场。
 
全球数字化转型的竞赛已经开启。如果说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就,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万美元的催化剂,那么“新基建”将是中国迈向高收入经济体、赢下数字化转型先机的胜负手。